杨富学、樊丽沙 | 史金波先生与西夏佛教研究

史金波先生是当今国际学术界最负盛名的西夏学专家之一，兴趣广泛，领域宽广，大凡西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皆有涉猎，先后出版各种学术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180余篇，其中代表作有《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1993年）、《类林研究》（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合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法律出版社，1999年）、《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史金波、雅森·吾守尔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西夏出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欣逢先生七十华诞，这里仅就先生在西夏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略述学习心得，以志献芹之意。 

一、西夏佛教文献研究

作为中国佛教史的组成部分，西夏佛教有其自身的特点。西夏历代统治者尊崇佛教，1038年立国之初，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事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历半个世纪，译出三千六百余卷，并刊行于世。在西夏文大藏经流行的同时，大量汉文、藏文佛经也在西夏境内刊刻流通，极大地促进了西夏佛教文化的发展。由于西夏传统史料缺失严重，早期研究中国佛教史的著作，当论及少数民族地区时，往往上及凉、魏，下迄辽、金、蒙古，旁及吐蕃，对西夏佛教论及鲜少。20世纪初，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甘肃敦煌莫高窟、宁夏灵武等地西夏文佛教文献相继出土，以后陆续得到整理刊布，越来越多的西夏文佛教典籍得以为人所知，为西夏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资料。陈寅恪曾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 [1] 用新材料、新眼光、新见解来解决学术问题，成为时代的新潮流，史金波先生之西夏佛教研究可为典范。

史先生致力西夏学研究之初即把重点放在西夏文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上，因为这是西夏佛教研究的基础。他多次整理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夏文佛经，亲赴各地考察搜求西夏文物，为西夏佛教的研究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史先生师从王静如先生学习西夏文始于1962年，依据黑水城出土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细心揣摩西夏语语法，渐渐掌握了西夏文法及其相关知识，在研究西夏文字和语言的同时开始译释有价值的西夏文文献，如译注和考证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木刻本《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周叔迦早年曾关注过此佛经，并有简要介绍。[2] 嗣后，王静如将其全文译为汉文，然受各种条件所限，难免讹误和遗漏。[3] 由于该经发愿文未有汉文本可资对照，故王先生未做进一步研究。史先生洞悉该发愿文之重要史料价值，细做探究，由之而厘清了西夏文大藏经翻译史上的诸多问题，指出：译经内容涵盖大小乘佛教经籍，数量为共三千五百余卷，译者是来自龟兹国的安全法师白法信、白智光等大批僧俗学者，以北宋开宝藏为底本，校以契丹藏。[4] 这些结论为西夏文佛经翻译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受此启发，笔者曾撰《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论证白法信、白智光均为龟兹回鹘人，进一步坐实了史先生的推论。[5] 这篇发愿文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另一西夏文佛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的木板刻印画《西夏译经图》相结合，图文并茂，准确描绘了西夏时期译经的概况，为西夏佛教史，乃至元代译经、印经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新资料。[6] 同时，史先生还译释了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序、跋原文，证实该经之西夏文译者为译经大师白智光，刊刻于乃马真氏（太宗窝阔台皇后）称制（1242～1245年）至定宗贵由二年（1247年）之间，而非过去所认为的西夏国时期，佛经发愿人有番有汉，有僧有俗，为研究当时的民族、宗教和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史料。[7]

黑水城出土文献一直是史先生整理和研究的重点所在。这些文献多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今东方写本研究所），其余分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日本及国内诸地，构成了西夏学研究的基石。这些重要文献的“回归”和顺利出版，均与史先生二十余年如一日来的辛苦努力密不可分。1987年，史先生去苏联做短期访问，在东方学研究所查阅西夏文献，从那时起便产生了要将俄藏黑水城文献公之于世的强烈愿望。1992年，史先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与俄方达成联合整理、刊布全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协议，辑为《俄藏黑水城文献》刊行，按汉文部分（1～6册）、西夏文世俗部分（7～11册）、西夏文世俗社会文书部分（12～14册）、西夏文佛教部分（15～24册）依次出版，[8] 从1996年至今，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8开本特精装《俄藏黑水城文献》13册，为西夏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崭新而重要的资料，已刊布的俄藏汉文佛经文献和日后陆续出版的西夏文佛教材料，必将大大拓展西夏佛教研究的空间。

自1988年6月至1995年11月，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在莫高窟北区进行系统清理，在37个洞窟内共获西夏文文献整页、残页、残片179件。这些文献，品种很多，有蒙书类书籍、社会文书、佛教和道教文书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史先生受托从事整理与研究，不仅进行翻译，而且还有详尽的释读与考证，其中多与佛经有关，举其荦荦大端者有如下述：

1.西夏文佛经残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金光明最胜王经》是中原地区非常盛行的经典之一，夏译本完成于惠宗时期，在仁宗朝又复校疏，在西夏境内广为流传。在其封面上曾揭出盖有八思巴字印章的文书及中统钞，故可推定为元代刻本；

2.敦煌发现的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和《诸密咒要语》等残页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本，也是海内孤本，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版本价值，而且对我们了解西夏境内佛经的刊印、散施情况不无裨益；

3.西夏文《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的经末压捺印记“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证明元代敦煌曾藏有3600余卷的西夏文刻本大藏经，此残片当是施与敦煌的西夏文大藏经的一部分，为国内仅存。[9]

除了黑水城与莫高窟出土文献之外，国内其他地方亦有数量不等的西夏佛教文献问世，史先生一直跟踪研究之。1917年，宁夏灵武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部分散佚，一部分辗转入藏国家图书馆，成为今天国内收藏西夏文佛经的最大宗，自然也受到史先生的关注，[10] 自70年代始，30余年研究不辍。1972年1月，甘肃武威小西沟岘发现一批西夏文文献，内容有四言杂字、药方、民间互助筹款的钱会单、占卜辞、佛经发愿文、佛经等，二年后由王静如先生整理刊布。[11] 在王文刊出不久，史先生即撰文再做考证，提出了不少新见解。[12]  1975年，又与白滨先生一起研究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西夏文经卷和河北保定出土的西夏文经幢。[13] 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晚的两种西夏文物，将西夏党项族后裔的历史延续到了明代中期。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今西安园林文物局）收藏有数种珍贵的西夏文物，也由史、白二先生整理公刊，其中就有西夏文泥金写经、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西夏文押捺题款等佛教文物。[14]额济纳旗绿城遗址在九十年代初新发现有二尊彩塑泥菩萨像和多种西夏文佛经，史先生和翁善珍合力对其进行了研究。[15]《六祖坛经》是南宗禅的根本经典，在西夏境内亦有流通，堪称西夏佛教宗派史研究的珍贵史料。史先生将原散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的七页西夏文《六祖坛经》译成汉文，同时又将罗福成译的五页残卷重新校译，更正其中一些讹误，并将此十二页残卷译文与常见的四种《坛经》汉文本进行对照，为研究西夏时期的佛教流布和译经情况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16]

散藏于国内各地的西夏文文献，经史先生等人的努力，已结集为《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分作20册，分为北京编、宁夏编、甘肃编、内蒙古编、陕西编和金石编，包含了大量的汉文、西夏文佛经文献。作为主编之一的史先生在其从事西夏研究的四十多年中，对国内的这些西夏文文献大多数都做过调查、整理和研究，也为该文献丛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很多辛勤的汗水。《中国藏西夏文献》是继《俄藏黑水城文献》之后，西夏文献整理出版的又一重大举措，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嘉惠学林。史先生寝馈西夏文书日久，弘扬绝学之志尤烈，惠人良多，实乃吾侪之幸也。

二、西夏佛教史研究

为了更好地探究西夏佛教，史先生在研究生期间就自学佛教知识，阅读佛教发展史、佛教思想史等书籍，诵读佛教经典，孜孜矻矻，努力不懈。通过对国内外所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的系统梳理，结合传统史书的记载和考古材料，史先生于1988年出版《西夏佛教史略》一书。作为西夏佛教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详细论述了佛教在西夏的兴衰历史。从建国前党项人的原始宗教信仰到西夏灭亡后党项人的佛事活动，从国外苏俄、英法等藏西夏文佛经文献到西夏故地的碑铭和石窟题记，史先生根据大量的文献文物史料详细阐述了西夏佛教兴起、繁荣、衰亡的发展历程，其中对早期西夏求经、译经、施经的过程，西夏寺庙的分布和僧众数量及佛教管理机构，西夏的佛教宗派和佛教艺术等用力尤勤，同时亦具体分析了西夏佛教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在西夏文化中的地位。尤有进者，史先生还将散落各地的西夏碑碣铭文、佛经序跋与发愿文、石窟题记等汉文、西夏文资料和国外国内各图书馆、博物馆能收集到的西夏文佛经译释整理，列其目录于后，嘉惠学林。这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不仅仅是一部史学论著，更填补了我国佛教史以及民族文化史上的空白。通过史先生详实而系统的论述，西夏佛教由盛而衰的发展脉络渐次清晰，长期被排除在“正史”之外的西夏佛教史及其历史文化终于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由于史料局限，史先生在《西夏佛教史略》专著中对西夏的佛教制度涉及较少，并将其列为待攻克的难题之一。后随着俄藏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公布与解读，[17] 史先生不仅对西夏的佛教政策、管理机构做了更深的考证，而且进一步补充论述了西夏僧人的封号、赐衣、官职、度僧和度牒等问题，[18] 由此西夏统治者扶持管理佛教发展的种种举措始为学界明了。近二十年来，随着俄藏西夏文献的陆续出版，史先生通过对西夏佛经文献的整理与释读，进一步深化了对西夏佛教的认识，不仅利用新发现的资料补充西夏译经情况、帝师制度、佛教建筑、佛经印刷品等问题，[19] 而且对西夏的宗派特别是藏传佛教的流布与影响及西夏特色的佛教艺术等问题作了较之以往更详细的考证。[20]

过去由于历史文献记载语焉不详，西夏民族文字资料收集、整理困难重重，刊布稀少，故西夏佛教的历史鲜为人知，《西夏佛教史略》的出版，突显出了西夏佛教在我国佛教发展史及少数民族文献研究上的重要地位，使湮没已久的西夏佛教历史日益被学界所重视：

1．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发展佛教，佛教的发展与西夏文字的创立与推广相辅相成。西夏曾大量翻译、抄录、刊印民族文字大藏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佛教文献要比世俗文献多得多。史先生对西夏佛教的考察，更多的是从西夏人自己的文献出发，克服了受制于传世史料的局限，并结合散落于各地的西夏文物，系统地梳理了西夏佛教发展的过程。尤令人敬佩的是先生治学态度一向严谨，对可资利用的西夏文文献均能究源探本，括举无遗，立论于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

2．史先生对西夏佛教资料的研究更正了帝师设于元代之说。过去学界一直认为中国帝师之设始于元朝忽必烈时期，罗炤在北京云居寺出土物中觅得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在题款中发现有“贤觉帝师”之谓，比元朝至元年间八思巴受封帝师约早一百余年。[21] 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备受史先生珍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证题款所列帝师属于西夏晚期。西夏开设帝师与其境内的藏传佛教发展息息相关。作为特殊的宗教体制，帝师制度对其后的元代佛教发展及少数民族佛教信仰地区的治理都有巨大影响。

3．西夏文大藏经是我国历史上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的最早的一部大藏经。过去学界只了解辽刻“契丹藏”和金刻“赵城藏”，通过史先生对西夏佛教文献的研究与考证，我们注意到了西夏重要的佛教典籍——《西夏文大藏经》和汉文“西夏藏”，西夏向中原宋朝先后六次的求经[22] 和其后具体的译经、施经、刻经等事实亦始为学界熟知。

4．史先生对西夏佛教的认识不仅仅只是停留在佛教文化发展的层次上，更为重要的是，先生站在民族文化交流的高度上，对西夏佛教、中原佛教、藏传佛教、印度佛教四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亦做了初步探讨，分析了西夏境内的僧人民族成分问题，这些成果对今后西夏境内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由于历史原因，黑水城和莫高窟发现的西夏文文献多收藏于俄、英、法等国，国内学人接触不易，故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国内的起步要晚于国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英、俄、日等多位学者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解读西夏文佛经，而国内有能力与其役者则仅有罗福成、罗福苌兄弟和王静如等少数几人，在西夏文献研究上落后于外国。史先生西夏佛教专著的出版，改变了长期来西夏佛教研究薄弱的状况，有力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纵深发展。目前，佛教研究日趋活动，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3] 究其功，史先生堪称第一。

史先生对西夏佛教文献的关注与研究并没有止步于这部专著，而是不断随着新资料的发掘和认识水平的提高来完善对西夏佛教的探讨。[24]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史先生在紧张忙碌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工作之余，仍然细心积累资料，不断补充和完善西夏的佛教历史。规范严谨一向是史先生坚持的治学态度，如《西夏佛教史略》原版中先生曾将“护法功德司”理解为管理佛教机构，1993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时先生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将其更正为道教管理机构，体现了认识上的升华。

三、西夏佛教文物与考古研究

西夏佛教研究，除了文献之外，考古学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众所周知，敦煌和黑水城是西夏文献与文物出土的两大集中之地，同时也是西夏考古学的重地。

1964年，当时尚处于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史金波先生即参与了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的敦煌西夏洞窟考察组的活动，对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的有关洞窟进行综合考察，负责抄录和翻译洞窟中的西夏文题记，对具有浓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西夏佛教壁画与艺术有了直观的认识。一百余处西夏文题记的发现，为西夏洞窟的确定提供了依据。后来，史先生与白滨先生合作，对西夏石窟、壁画供养人、汉文西夏文题记等进行研究。敦煌诸石窟保存的大量西夏文题记，作为西夏人自己留下的历史痕迹，对研究西夏时期敦煌地区的宗教活动、西夏纪年、西夏国名与姓氏、西夏地名与官制封号、西夏语言文字等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25]史先生还对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进行研究，结合文献资料，论述了西夏皇室与敦煌石窟的关系。[26] 对各地出土西夏文物的寻求，史先生也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从石窟、塔寺、雕塑、绘画等方面综合观察，从中探求西夏文物的民族特性和宗教特征，[27] 几本专著如《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略》、《西夏文物》[28]、《西夏社会》等都注意将文献新资料与出土文物相结合来考察西夏的历史与文化。

史先生对西夏佛教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不仅善于利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优势，结合史书记载与艺术方面的资料来阐释和西夏佛教文物及石窟内容，而且以其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不断开拓研究新领域，如莫高窟的西夏洞窟的划分问题，就一直为史先生所关注。1964年，研究人员从原定为宋代的石窟中区分出了88个西夏窟。[29] 后来发现其中有些窟之壁画与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定石窟之回鹘壁画更为接近，故又从原定为西夏的洞窟中划分出23个沙州回鹘时期的洞窟。[30] 对于这一结论，史先生并未轻从，认为还有再商榷的必要，指出莫高窟第409窟的男供养人画像，身穿圆领窄袖袍，上可见绣大型团龙11幅，而回鹘可汗未见有穿团龙服饰的记载，在吐鲁番回鹘绘画中，也未见有可汗着团龙长袍的形象资料，故而应维持原先的划分，确定其为西夏窟。[31] 尽管笔者和史先生的意见有左，但不得不叹服先生这种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与佛教文化息息相关的印刷业，也因近二十年考古学的发展而成为西夏学的热点课题，同时也是史先生近期热衷的课题之一，卓然有成。

向达先生曾言：“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32] 西夏印刷业的大发展，也出自同样的原因。佛教的繁荣、信徒的激增，使佛经的需求量猛增，旧有的手工抄写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形势所趋，西夏印刷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今天所见的西夏文佛经，绝大多数都是雕版印本。20世纪30年代，罗福苌首次确认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活字印本，[33] 其后中外学者进一步确认其为元代之物。[34] 1990年，宁夏贺兰山拜寺沟西夏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从中清理出大量西夏文献、文物。其中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经牛达生先生研究，被认定为西夏后期12世纪80～90年代的木活字印本，被视作世界上现存时代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35] 稍早于此，即1987年5月，甘肃武威亥母洞出土了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学界研究认为，该文献应为西夏时期的泥活字印本，[36] 其具体时代，从文献中出现的“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睿智悼睦懿恭皇帝重敬施”题款可确定其印制于夏仁宗在位的头三年（1139年6月到1141年8月之间），堪称世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实物，[37] 比牛达生认定的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要早一个半世纪左右。这些成果直接推动了西夏活字印刷术的研究。对印刷史和版本学的考证与研究，牛达生先生用力甚勤，成果也丰。史先生则另辟蹊径，发挥其精通西夏语言文字的优势，从俄藏西夏文佛教文献之题款、发愿文中，披沙拣金，获得了大量活字印刷的信息，确认了包括敦煌文献在内的现存西夏时期比较完整的西夏文泥、木活字印刷品十多种。[38] 史先生不仅进一步分析研究了贺兰山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和武威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而且还详细考证了黑水城出土的《维摩诘所说经》、《大乘百法明镜集》和敦煌出土的西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诸密咒要语》等多种西夏文佛经，[39] 且根据黑水城文献西夏文佛经《胜慧到彼岸要语学禁现前解庄严论显颂》的经末题款考证出在西夏后期已出现了管理活字印刷的官员，[40] 表明西夏后期已有一定规模的活字印刷，且得到了政府的肯定和重视。史先生对西夏印本实物的关注并不囿于佛教方面，包括佛教著作在内的西夏文书籍的翻译与出版、西夏出版管理机构、西夏出版物的流通及地位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41] 通过史先生和其他学者的考证与阐释，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批活字印本实物的西夏泥、木活字印本为世人所熟知，彰显了西夏这一少数民族政权对古代印刷术的贡献。

近二十年来，西夏佛教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西夏文佛教典籍和文物得到解读和刊布，佛教文化研究，尤其是石窟艺术及西夏藏传佛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与之比翼齐飞，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可喜可贺。这些都与以史先生为代表的西夏文研究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随着新资料的陆续出版和更多年轻学者的加入，西夏佛教研究必能取得更好更丰硕的成果。

注释：

[1]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学衡》第74期，1930年，第7页。

[2]  周叔迦：《馆藏西夏文佛经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275页。

[3]  王静如：《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考释》，《西夏研究》第1辑（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第145～217页。

[4]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第64～75页。

[5] 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8～344页。

[6]  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5～350页。

[7]  史金波：《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3期，第45～53页。

[8] 近期又有新的西夏文献发现，原定册数会相应增加。

[9]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1～16页。后按照洞窟顺序稍作修改为《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收入彭金章、王建军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3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2004年。

[10]  史金波、黄润华：《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文献》1985年第4期，第238～251页。

[11]  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年第3期，第205～207页。

[12]  史金波：《〈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考古》1974年第6期，第394～397页。

[13]  史金波、白滨：《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第143～164页；《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0～622页。

[14]  西安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文物》1982年4期，第33～40页。

[15]  史金波、翁善珍：《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年第10期，第72～80页。

[16] 史金波：《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第90～100页。

[17]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18]  史金波：《西夏佛教制度探考》，《汉学研究》第13卷第1期，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95年，第165～183页。

[19]  史金波：《西夏佛教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70～78页。

[20]  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第33～49页；《西夏的佛教》（上下），《法音》2005年第8期，第34～41页；第9期，第19～25页。

[21]  罗炤：《藏汉合璧〈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略》，《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第5页。

[22]  罗福苌：《西夏赎经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71～72页。

[23] 杨富学、张海娟：《新世纪初国内西夏佛教研究回顾与展望》，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6辑，银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8～233页。

[24]  史金波：《西夏佛教新证四种》，《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第85～97页。

[25]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敦煌学辑刊》1980年第1期，第63～68页；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3期，第367～386页。

[26]  史金波：《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171页。

[27]  史金波：《略论西夏文物的学术价值》，《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第98～107页；《西夏文物的民族和宗教特点》，《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2期，第26～40页。

[28]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西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29]  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3～318页

[30]  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31]  史金波：《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4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5～171页。

[32]  向达：《唐代刊书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20页。

[33]  罗福苌：《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释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第179～184页。

[34]  王静如：《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文物》1972年第11期，第8～14页；牛达生：《元刊木活字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发现、研究及版本价值》，《西夏活字印刷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7～181页。

[35]  牛达生：《西夏文佛经〈本续〉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宁夏考古研究所编著：《拜寺沟西夏方塔》，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45～365页。

[36]  孙寿龄：《武威发现国内最早的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陇右文博》1997年第1期，第27～29页；《再谈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版本》，《陇右文博》1999年第1期，第12～16页。

[37]  陈炳应：《新发现最早的活字版西夏文佛经》，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38]  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第67～78页。

[39]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54页。

[40]  史金波：《千年活字印刷史概说》，《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第39～44页。

[41]  史金波：《西夏出版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编按】本文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薪火相传——史金波先生70寿辰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96~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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